外蒙古到底是怎么从中国划分出去的？

翻开中国的历史地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的蒙古国(外蒙古)，从西汉时候起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西汉时期的匈奴部落建立“汗国”(首领和政府迁移不定，即首都("王庭")没有固定地点的“行国”)开始，其创始者冒顿就宣称他们是中国夏王朝的后裔，是中国的一部分。《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淳维，是夏后在商代的称谓，是匈奴的先祖。”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至汉初头曼子冒顿时期，方强大起来。以后，总是由偏居东北而崛起的中国小部落民族自东而西，迭代控制中国北方广大的游牧区域，由匈奴而大幕、由大幕而鲜卑、由鲜卑而柔然、由柔然而突厥、由突厥而回纥、由回纥而辽金、由辽金而蒙古、由蒙古而鞑靼，由鞑靼而满清。最后，在满清行将结束其历史命运之时，中国北方发生了另一种变化。

外蒙古独立是指外蒙古于20世纪前期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一直影响到现在中国的巨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外蒙古包括现在的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地区。蒙古国目前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唐努乌梁海地区则先后被俄国、苏联控制，之后一部分被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即现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等，另外一部分则被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内战内斗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

外蒙古独立对于中国是历史的伤痕。斯大林强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整个黑瞎子岛、迫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等，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伤害。

从16世纪开始，沙俄侵入西伯利亚，开始对外蒙古地区进行渗透，鼓动外蒙古王公分裂。17世纪前期鼓动漠西蒙古准葛尔部，在葛尔丹汗的带领下，进攻外蒙古。康熙、乾隆被迫平叛。面1727年中俄签定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合称《布连斯奇条约》)，肯定蒙古属于中国。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多数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关于俄国在外蒙古利益的条款。在这段期间，俄国极力推进和外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外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19世纪后期开始的。

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

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制。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19年8月，蒙古三盟(车盟、图盟、汉臣)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俄国领导人列宁在世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中国土地全部无条件还给中国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外蒙古将自然回归中国。 1919年11月7日，由于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联国内战争而无暇顾及外蒙古，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遂决定

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并召陈毅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孙文因此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国以及其他盟国之下，於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又称“雅尔达密约”)。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1945年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过：“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这也是他坚决要求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面请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仍有宗主权。当时中国政府亦认为中国具有对外蒙古之宗主权。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是中国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无理要求。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条约允许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

在苏联(俄罗斯)和美国的压力下，1946年的中国中央政府(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在1950年代后又不承认。在台湾陈水扁当局时期承认外蒙古独立。1949年10月，中国的解放战争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害怕被后世唾骂成卖国，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8月8日在德国投降正好三个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苏联在和中国谈判成功之前，对日本宣战。一百五十万苏军在外蒙古集结后进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了苏军对日军在内蒙古的作战。中苏在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时，斯大林坚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称，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谈判中，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斯大林回答：“倘使你该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为继续取得同盟国对中国战区的支持，以及避免苏联援助中共和在东北驻军不撤走，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同日，中苏两国外交部互致照会，其中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节选如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於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上开之声明，於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对此，杜鲁门给蒋中正打电报说：“我请阁下执行雅尔达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指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王世杰回国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孙科主持下，以95人赞成，4人反对(以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前去参观。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但联合国所派之观察员不承认此次投票。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2月13日，国民政府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的宗主权。

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黻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雷法章事后对外蒙“公民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中华民国政府曾於1947年8月27日於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表示质疑此投票之公正性。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发言称：“吾人认为此事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过份简单的历史，当适当时机来临后，中国政府有从事进一步观察之权利。”

关于蒋中正的国民政府放弃了对外蒙的宗主权，顾维钧这样写道：“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苏联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即使从英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这是贝尔纳斯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五国外长会议时在伦敦对我说的。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蒙古。我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觉得这个评论进一步证实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对我说的话是有理由的。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1949年经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败走台湾。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3年“中华民国”政府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而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蒋中正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蒋还称，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蒋中正还表示自己“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1952年，“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联合国大会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是为“控苏案”。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华民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但苏联却屡次背信，不但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还劫掠工业设施，价值达80亿美元，超过德境三倍;并支持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苏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苏联屡次违约，但“中华民国”政府却“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存在，才于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