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方明星刚大副经常穿裤头洗澡上厕所回来就
2024年05月27日 高乐资讯
大副房间没有卫生间，上厕所、洗澡和其它船员在一起，在日本、欧洲等港口，大副经常穿裤头洗澡、上厕所，回来就直接去接待港方官员和代理。
七八十年代的远洋船舶生活条件极其简陋，闹出许多的笑话。
报个八卦吧，当初有个技工房间，跟水手房间是一层的。
整个一层的船员都用一个卫生间，有一个技工，他的老婆跟当初的电影明星是同学。
据说很漂亮，然后在洗澡的时，因为卫生间是通的，南北向通的，被水手不小心看了一眼，为此两个人而大打出手。
当年为了节省房间，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的风庆轮，有68个船员，房间都是上下铺，2个人或者3个人住一个房间，是很普遍的。
风庆轮最好的房间就是水手的房间，在船长右边有3个水手的房间，船长左边房间是政委，政委左边也是3个水手房间，6个水手房间是全船最高档的房间，虽然是小了一点，但是当时主张“大海航行靠舵手”，水手的地位是在船长、政委之下，还是享受到很高的待遇的。
有个笑话，当初文化大革命期间回国内，红卫兵锣鼓喧天的上来要找水手，他们说大海航行靠舵手，把船长、政委气的一边撂着，气死了。
在七十年代，这都不算什么，船上突出船长、水手长、火头和厨头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八十年代以后不一样了。
上海海运局风字号船，基本上船长室左侧三个房间为水手房间，船长室向船尾一般为三副，二副房间，船长室层，左侧为政委房间，政委房间右侧政干房间，政委房间向船尾报务主任，报务员房间，报务员对面医生房间。
船长房间稍微大一点，我接触的那个老船长城府很深，没说什么卫生间事情，那个大副直接开骂，说他经常在日本提裤头上厕所回来，日本港方代理西装笔挺，大副感觉自己在贬低自己。
风字号船船长室就多了一个接待空间，没有卫生间，全部为公共厕所、浴室。
是啊，那个时候大家是平等的，记得船长跑远洋两块三一天的美金外汇补贴，大付两块2，三副，二副两块，下面地低级水手是拿一块八一天，每一天就这点，然后这是每天需要记的，跑日本有的是最快一个礼拜回来赚了几个钱，很可怜的。
那个时候，船长比较舒服，啥也不用管。
相对来说，政委、副政委，他们什么都要管，在船上的政治味道特别浓。
想想外派以后的船长，什么都要管，那时候船长连船员换班都不管，船上买伙食也不管，现在的船长什么全管，有没有不管的我也不知道呢，应该是什么都管的，自己嘛，累死还不讨好。
船长的接待室也很小，好像六平方米，只能面对面坐人。
那时船长，外面单位来人，有政委管，到国外了没办法，但是船长也不用管，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个翻译，基本上都翻译在边上负责处理。
做到船长、大副以上必须是党员，不是党员你还不能做船长，这个是最大的难度，因为他们开党委会、党支部会，如果开党支部会船长不能参加，这个会不是叫黑会了吗。
做风庆轮的时候，最烦的事情，是吃完饭开会，一、三、五基本上是跑不掉的，因为政委、政干、副政委每个人讲几句话，没两个小时是根本下不来。这就叫政治，会比较多点，受不了。
那个时候在远洋船上工资是一半拿人民币，一半外汇记怅。
那时候美金和人民币都不值钱，远洋补贴才几毛钱人民币一个人，有的一块八八，一块1毛钱，一块2毛钱美金。
拿到全外汇已经是好多年，大概有六七年以后，在八六年以后，好像那个是跑远洋的开始，拿全外汇的那不得了的事了。
全外汇是1996年以后的事情。
风涛轮上还配有十个女船员，二个船长:一男一女，报务二位也都是女船员，医生一名女船员，大管轮女船员、三管轮女船员，政委女，三副女，还有两位女船员职务也记不清了。
70年代外汇津贴以人民币为单位:远洋1元人民币兑换的外汇，跑日本是35分人民币换外汇。
美元标准是70年代底80年代开始。
作为本人来说，感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荣誉感，钱虽然不多，但是相比落地来说，我们收入还是比较稳定的。
在陆地上拿三十六块一个月人民币工资的时候，我们拿到二百多，而我们的父辈又有几多拿到三位数的呢。
1975年我们跑一趟日本，（短航线）外汇航贴，人民币0.35元/天。
当时的兑换比价是0.69人民币：100丹。
在航工资54元/月，公休有待派工资，拿在航工资的百分之八十。
马六甲海峡以西为长航线，外汇航贴1元/天，1980年前后是人民币的高兑换值。
关于拿长航线外汇航贴的定位，有时候也扯犊子，规定从马六甲海峡西口的布勒韦岛以西为界，如果北上仰光，还没超过韦岛，有时候就有点纠结了。
要是往赤道南的雅加达，泗水等也不算长航线，定了一个东南亚航线（按短航线计承包天数算）。
记得当时咱们的外汇比价是优惠的兑换比价，不能以市场每天公布的数据算。
后来还有黑市上的兑换价。
1991年汇率变化很大，1985年以前没什么变化，人民币一直坚挺，等同于美元。
之前汇率也是有变化的。
有一说法是当时的远洋总公司为了照顾船员的收入，就暂时用此汇率，一“暂时”就用好些年了（起码十一年以上）。
干了一辈子的船员，基本上就与社会上脱节了，每年上船都遇到的是新面孔，那时候常召开船员大会，讲的也都是五湖四海皆兄弟。
不过，有时候不逮个典型，不树个榜样就像完成不了任务似的。
有时候公司机关里各个部门也都会热心”指导”，纪委忙不过来，再弄一个联合调查组协作一下。
的确混乱了一阵，双轨汇率，商业企业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好了，所以也出现了汕头赖昌星事情。
那个时候做国际海员，千里挑一的，我们中学500人一个年级，当海员的只有几个人，政审要求很高。
当海员和参军一样，没几个人能有资格。
国内的船无所谓啦，远洋的毕竟和外国人交流比较多，外国人会突然来找船长大副的。
年代不同，以前讲政治，当然经济上也有很大优势。
那个时期，能在船上干，没有几个愿意到公司机关的，除非上高层。
那时候想当一名国际海员跑无限航区也是需要过五关的，就连找对象也得经过组织函调，通过后才可以交往，否则，就勒令要调离远洋队伍，我的婚调结果就是组织处把电报发到船上通知的。
我86年高考，成绩了513分，可以进清华，但是我只填了两个志愿，大连和上海海运学院，可惜政审没通过，没被录取。
这年大专录取分数线是370分，我比大专高出将近150分。
这个政审和老祖宗没关系了，就是本人的情况，老祖宗的问题不大了，以前老祖宗是重要的。
我本人在学校太捣蛋，先是记大过，再是留校察看。
这个是本人情况，七十年代当国际海员，和老祖宗有关系，老祖宗要三代红色基因，或者三代贫农。
那一年记得还有上海海关专科学校，我没填志愿，那时，一门心思就想着上船去跑远洋，后来第三次高考，考取了海运局定向培养。
我们专业的主任张兴芝，在我毕业的时候找我问：你家有关系在远洋公司吗？
因为远洋公司来学校要人，指名就要我一个。
专业主任张兴芝是女轮机长出身。
记得那时进海运局，第一是复员军人，第二是职工子弟，第三是农村支部书记之类的。
我算是走了狗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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